帝国的想象 ——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的政治话语（一）

内容提要: 弗朗茨•卡夫卡历来被认为是一位孤独地从事内心写作的作家。本文尝试将这位布拉格作家重新置于晚期奥匈帝国的历史中，以《中国长城修建时》为中心，探索这部小说残篇的创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匈帝国的现实政治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它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诸多政治话语的互动，进而揭示卡夫卡独特的国家认同方式。

关键词: 奥匈帝国  中华帝国 《中国长城修建时》 族群  战争

一布拉格的“中国人”

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

自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弗朗茨•卡夫卡的亲戚、熟人和朋友们纷纷人伍离开了布拉格。然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劳动事故保险局”（AUVA）的官员，卡夫卡却无法实现成为一名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战士的愿望。尽管心脏不适的问题最终不是什么障碍，但上司却以卡夫卡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且为工作所“不可或缺和替代”为由，申请帝国军事管理部门免除他的军役。1915年6月22日，当局正式下达命令，“无限期”地免除了卡夫卡的军役。[1]开战以来，卡夫卡一直相信，只有走出布拉格，奔赴战场，才能摆脱烦琐和劳累的日常办公室工作，医治好内心的孤独和长期困扰着他的神经衰弱症。翌年5月，当入伍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后，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写信，表露出了十分沮丧的心情。虽然投笔从戎的梦想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位颇受赏识的职员却意外地获准了一个带薪长假。在这样的心境中，卡夫卡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著名的玛丽恩温泉（Marienbad）疗养地。一场“最猛烈”的暴风雨过后，卡夫卡向菲莉丝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必然会迫使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返回到这里。”[2]如此模糊的表达不禁让人产生一丝困惑：对于眼前这位孤寂的旅者，何处才是故乡？是布拉格吗？现实中的故乡让卡夫卡感到万般无奈，数天之前，卡夫卡迫不及待地从那里“逃离”，可是马上却又要回到那里。难道是梦想中的中国吗？暴雨过后的玛丽恩温泉，她的“寂静”和“空疏”不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着力表现的经典意境吗？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致，一遍遍阅读和玩味着由汉斯•海尔曼编译的《中国抒情诗：12世纪至今》[3]这本小书。现实处境与诗歌的意境交织在一起，让卡夫卡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在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中，这位布拉格作家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4]作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的这首诗生动地呈现了一位青壮年学者红袖添香、秉烛夜读的家庭生活场景，卡夫卡曾激动地把这首汉诗完整地抄录给刚刚结识的菲莉丝，表达他希望与后者结合的意愿（see Briefe:119）。诗中和睦温馨的场景一直贯穿在两人长达四年的通信当中。[5]马克思•布罗德甚至认为，“与长篇累牍的讽刺表现出的诗人品格相比”，这首诗“更能揭示卡夫卡个人的性情”[6]。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的德语作家埃里亚斯•卡内蒂认为，“中国主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为欧洲文学所经常采用，然而，就性情而言，卡夫卡是唯一一位被西方人认可的汉风诗人”[7]。假如《寒夜》中的学者是诗人袁枚的真实写照，那么卡夫卡则正好与诗的作者年岁相仿、才情相当。德译者海尔曼对袁枚的评价——“满腹经纶、聪颖早慧，才艺非凡”(Chinesische:153)——更给了卡夫卡深刻的印象。

《中国长城修建时》

在经历订婚、解约、再订婚和再分手之后，在对婚姻生活极度失望的卡夫卡的世界里，《寒夜》里的那一幕场景渐渐褪色。1917年初，一位陌生的中国学者突然闯入了卡夫卡的梦境，他“丝带系腰”，神情紧张，“身材瘦弱，鼻梁上架副眼镜，［下巴］留着一把稀疏的、黑灰色硬山羊胡子”[8]。时间回转至1913年初，那时卡夫卡就曾对菲莉丝说：“中国学者总是在午夜两点钟的光景光临他的梦境。”（Briefe：249）在上面那个奇特的梦境里，卡夫卡变身为一个中国人，远道而来，想要拜访以欧洲人面目出现的另外一个自己：年迈的欧洲学者一把抓住了正想逃离的中国学者，于是“卡夫卡掌控了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将自己视为他者、陌生人从而取消主体与客体的界线、使两者的意识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不鲜见。[9]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那就是《中国长城修建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的叙述者“我”——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vergleichende Völkergeschichte）的中国学者，而之前那位不期然造访欧洲人的瘦弱不堪的中国学者，同样是一位身患心疾而依然手执古卷的史学家（see NSFⅠ：323）。《中国长城修建时》是一部残稿，卡夫卡生前无意发表它。1930年，德国犹太宗教史学者汉斯-约希姆•肖普斯首先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发现了小说的底稿，并将其发表在柏林出版的一份犹太双月刊上[10]，之后肖普斯又与布罗德合作，编辑出版了同名的卡夫卡遗作集[11]，至此，《中国长城修建时》才真正为读者所知。1937年，布罗德在这部残稿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段落，首句为“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显然与已发现的部分有着密切关联，两者合在一起应当从属于一部篇幅更大的作品。[12]肖普斯推测《中国长城修建时》写于1918-1919年间。[13]至于它的确切创作年代，人们一时无从知晓，但至少可以知道，这篇小说应当作于卡夫卡搬离父母家、独居铁匠街（Alchimistengasse）小屋期间，也就是说，是在1916年11月之后落笔的。

《中国民间故事集》 卫礼贤编译

1980年代，在整理从德国乌普塔尔大学得到的卡夫卡私人藏书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册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 1914)，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竟然留有卡夫卡的亲笔题赠：

        赠予奥黛拉
        “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
         17年3月29日[14]

奥黛拉即卡夫卡的小妹妹奥黛拉•卡夫卡，在所有家庭成员当中，她和哥哥卡夫卡的关系最为亲密。1917年3月至4月间，在哥哥的支持下，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奥黛尔准备到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曲劳（Zürau）生活和劳动，身在前线的大姐夫卡尔•海尔曼之前曾在那里购买过一处田产，不过当时已经转在了卡夫卡家的名下。题赠《中国民闻故事集》之事便发生在这段时间。[15]然而，卡夫卡为何自比“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研究者们猜测，这句话很可能出自卡夫卡在当时已经完成的某部作品。果不其然，人们在以“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个句子开头的那段文字当中找到了它。卡夫卡有个习惯，即在一篇作品写成后不久，就会在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公开朗读它，奥黛拉显然明了哥哥的话里包含的寓意：在长城开建30年后某个夏日的午后，一名来自异乡的“陌生水手”率领一干群情激昂的人马，驾驶着帆船经过坐落在帝国偏僻一隅的小乡村，向一位正值壮年的村民传递了修建长城的消息，当这位村民不住地摇头表示不信之后，失望至极的水手非常无奈地跳上帆船匆匆离去。秉烛夜读的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还有那位来自异乡的水手，一次次走进了卡夫卡的梦境与现实中，这位布拉格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变换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模糊、陌生和神秘的印象。然而，“小说构建起来的文学和虚构的世界与作者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相互冲撞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被联结在一起的？[1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长城修建时》，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卡夫卡当时的个人生活处境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然后重建这样一个历史世界，并基于这个历史世界去把握卡夫卡的两个世界相互引领、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注释：[1]See Peter-André AIt, Franz Kafka. Der ewige Sohn.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C.H. Beck, 2005, S.432; see also K.u.K. Militärkommando in Prag,"Kafkas Freistellung vom Militärdienst", in Franz Kafka, Amtliche Schriften, Hrsg. v. Klaus Hermsdorf, Berlin: Akademie-Verlag,1984,S.402-403
[2] Franz Kafka, Briefe an Felice und andere Korrespondenz aus der Verlobungszeit, Hrsg. v. Erich Heller und Jürgen Bor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verlag, 1976, S. 655 -658.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 See Hans Heilmann, Chinesische Lyrik vom 12. Jahrhundert v. Chr.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R. Piper & Co.，190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1912年11月24日，卡夫卡在书信中首次提及这本诗集，自此之后，它一直是作家的案头书，直到19加年末被转赠他人。在卡夫卡私人藏书中，还有另外一部中国古典诗集，即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的《中国之笛》( Die chinesische Flǒte. 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r Lyrik. 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 Lyrik,  9  Aufl. Leipzig:  Insel-Verlag, 1918)(see Jürgen Born,  Kafkas Bibliothek,  Ein beschreibendes Verzeichni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1990,  S. 60)。卡夫卡还提到过克拉朋编译的李白诗集
( Klabund [ Alfred Henschke] , Li-tai-pe: Nachdichtungen, Leipzig:Insel-Verlag, 1916)。与这两本诗集相比，卡夫卡更喜欢海尔受的译笔(see Franz Kafka,  Briefe 1902一1924,  Hrsg. v. Max Brod,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1958, S.282)。海尔曼不识中文，他的译本并非直接译自中文，而是从两位法国汉学家在此前完成的法译本转译而来，这两个法译本分别是Judith Gautier, Le livre de Jade, poésies traduites du chinois ( Paris: Felin Juven, 1902)和Le Marquis d'Hervey-Saint-Denis, 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 ( Vlle,  Vllle et IXe siécles de notre ére, traduites du chinois, avec une étude sur l'art poétique en Chine, Paris: Amyot, 1862)。贝特格的德译本则是依据以上三个译本修改而成的。
[4]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5] 对卡夫卡书信中涉及《寒夜》一诗的分析，详见Elias Canetti, Der andere Prozess. Kafkas Briefe an Felice, München: Hanser Verlag, 1977,S.105; see also Weiyan Meng, "China and Chinese in Kafka's Works"，in Adrian Hsia, ed.，Kafka and China, Berlin: Peter Lang, 1996, p. 89; see also Rolf J. Goebel,  Constructing China: Kafka's Orientalist China, Drawer: Camden House, 1997, pp.52-64。
[6] Max Brod, Verzweiflung und Erlösung im Werk Franz Kafka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1959, S.68.
[7] Elias Canetti, Der andere Prozess. Kafkas Briefe an Felice, S. 101.为了佐证上述看法，卡内蒂还着重提到，以翻译中国古代经典著称的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也持同样的观点。从《拒绝》和哈中国长城修建时》中，这位汉学家看到了卡夫卡身上体现出来的“自然的道教”和“礼教”色彩。
[8] Franz Kafka,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Ⅰ, Hrsg. v. Malcolm Pasley,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 S.32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NSF 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9] 在1917年9月之后创作的一系列“动物故事”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明显，例如心一条狗的研究》和《给科学院的报告》等(see Wilhelm Emrich, Franz Kafka, 3 durchgesehene Aufl.，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1964, S. 186);在1920年创作的另一个中国题材的片断(see Franz Kafka,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Ⅱ, Hrsg. v. Jost Schillemei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 S. 26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NSF Ⅱ"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中，老虎与驯兽员二者的主客位置交换呈现了卡夫卡的“自我反思转折”( see Michel Arouimi, 《Le logiciel chinois de Kafka》, 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Novelle Série, voL.87 [ 1989 ]，p. 358)。
[10] See Julius Goldstein, Hrsg. ,"Aus dem Nachlass des Kafkas. Ein Fragmente. 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 , in Der Morgen, 3 (1930)，SS. 219- 231.
[11] See Franz Kafka, 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 Ungedruckte Erzǎhlungen und Prosa aus Nachlass, Hrsg. v. Max Brod u Hans-Joachim Schoeps, Berlin: Gustav Kiepenheuer Verlag, 1931.
[12] See Jost Schillemeit, "Der unbekannte Bote. Zu einem neuentdeckten Widmungstext Kafka"，in Rosemarie Schillemeit, Hrsg.，Kafka-Studien,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04, S.246.卡夫卡的法译者克劳德•大卫认为，从人物安排和作品的基调判断，这段文字应该和随后出现的《古史一页》是一个整体，然而他未及看到卡夫卡的题辞，否则便无法解释作为水手的卡夫卡和作为“野蛮人”的卡夫卡之间的一致性(see Franz Kafka, (Euvres complètes, vol.1, trad. par Claude David et al.，Paris: Gallimard, 1957, pp.1083- 1084)。
[13] See Hans-Joachim Schoeps, "Nachwort", in Der Morgen, Hrsg. v. Julius Goldstein, 3 (1930)，S. 230.
[14] See Jürgen Born, Kafkas Bibliothek. Ein beschreibendes Verzeichnis, S.86-87.
[15]See Franz Kafka, Briefe an Ottla und die Familie, Hrsg.v.Hartmut Binder u. Klaus Wagenbach,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S. 32; see also Reiner Stach, Kafka. Die Jahre der Erkenntni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S. 17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 See Jost Schillemeit, "Der unbekannte Bofe. Zu einem neuentdeckten Widmungstext Kafka", S.247.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作者梁展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由于全文篇幅较长，现发表第一部分内容，余下部分将于近日陆续发表，敬请各位读者持续关注。

本期编辑陶 然